近代社會史研究的視野,把以國家精英、王朝活動和重大事件為中心的政治史研究擴展到了廣袤的市井和鄉野的社會生活。研究者試圖從社會中層和基層的角度來觀察國家的制度和活動、社會和國家的關系,以及什么樣的關系和活動影響社會的發展或不發展等問題。這種視野調整,導致理論概念、研究方法和史料資源的變化。怎樣獲得存活在社會生活中的豐富的口述史料和怎樣解讀這些史料,成為社會史研究者關注的問題。
一、問題預設和價值預設
問題預設和價值預設,是調查方案實施前的兩種預設。問題預設,是指研究者將自己的設問目標盡可能細化為普通民眾熟知的、便于言說的話題。比如家族、人口、土地、產量、災荒、戰事、村鎮組織、基層領袖、物價糧價、祭神求雨、廟會節日等等細目,這些都是屬于現象層面或存在層面而并非因果層面上的預設?；蛘哒f,它們通常只涉及“有沒有”、“這樣還是那樣”、“這時還是那時”的設問,而且要隨著社會調查的進展對這類問題及時地作出調整。從這類預設出發,可能獲得許多自然的、發散的和凌亂的史料碎片,需要研究者細心整理,發現它們之間的因果關系,作出自己的解釋和判斷。
不過,這是一個重新審視歷史或深化歷史認識的過程。如果我們堅持社會史的觀察立場,而不是僅僅滿足于將這類材料去作為既成的某種歷史成果的證明和填充的話,那么,我們在作出問題預設的同時,最好是不急于開列與之相對應的價值預設。或者說,我們所提的問題,應避免對相關史實之重要不重要、可信不可信,乃至是非、善惡、進步反動的先見。一個特定的基層社會的制度和人事,同正在運行的國家系統的關聯非常復雜。進入口述史領域,那些以往隱身在歷史舞臺之下的形形色色的人物和事件才浮現出來。當我們沒有理清這些人和事形成怎樣一種結構關系,他們在一個特定區域各自所處的位置、扮演了什么角色和起到了怎樣的作用之前,對他們的評判應當十分慎重。即使是將影響了中國近代史全局的重大事件落實到地方層面上,它對某個局部地區的社會秩序、某種具體的權力網絡,也可能由于外來力量和地區特性的差異而發生不同的效果:震蕩或平靜,凝聚或流動,調適或緊張,沖突或改造,等等。因此,我們也未必能夠用適合于全局的因果關系或整體評價來作出某種特定局部的因果或價值類推。
比如,當筆者參加的對晚清年間基督教會滲入的一批華北村鎮進行追蹤調查時,情況就非常復雜。19世紀60年代之后,許多地方的既成組織和力量,如家族、保甲和團練,體制外的拳會和民間的越軌教派,以及本地人和外來人等等,被教會的介入激活,進行重新結合和改組,改變了當地的秩序。這些組織和力量同代表國家權力的州、縣衙門之間,也出現復雜的互動。在那些家族制度發達、一姓或數姓控制了局面的村鎮,教會或流動的越軌教派往往被篩選或者被排斥,通常是作為弱勢群體而不足以構成對秩序的威脅。這類地方的大型民教沖突,往往同時帶有大姓之間權力爭奪和資源爭奪的復雜背景,而由于外國政治力量的干預和地方政權控制舉措的失當,則更促使了矛盾的激化(如山東省南部)。在另一些地區,教會變外在為內在,以道德形象和慈善事業參與了當地社會的整合,得到了當地居民的不同程度的認同,從而在民教關系上表現為從扌干格走向秩序的趨勢(如順天府的大興、房山一帶)。在第三類地區,家族和士紳力量相對薄弱,他們啟動和聯合本來也是屬于異端的拳會和民間教派的力量,共同抵制異端性更甚的外國教會。重新組合起來的幾方力量,對當地有限的物質資源和人文資源展開激烈爭奪;而地方政權職能滯后,不能調適日益多元化的集團利益和整合日益復雜起來的權力關系,于是這些地方往往成為晚清教案頻發的“地震帶”(如直隸、山東交界等地區)。
社會史調查,就這樣使歷史分層化、立體化了。從而使我們對于重大歷史事件及其個案回應的認識,對于作為局部的某一個地方和作為整體的國家之間關系的認識,趨漸趨于深化。這項研究的長遠目標,是通向一種對“總體歷史”的認識。
如果抱有這樣的目標,再回到社會史調查的入口處,那么,一個重要前提就是調查預設的審慎:問題預設宜細,價值預設宜寬,以利于對于過去的社會的重新審視或深化既往的研究成果。而如果抱有某種先見,那么,在一場研究者預設了某種暗示的對話中,具有豐富閱歷的老百姓,可以做到你需要什么他們就給出什么。這樣的材料來自民間,也失去了民間。
二、集體記憶的熱點和涼點
口述史是一種集體記憶。它和任何的歷史記錄一樣具有斷續性,不可能“再現”已逝歲月的原本。集體記憶有自己的熱點和涼點。所謂熱點,是指在地方上反復被提及的、為口述者樂于言說的話題,如他們個人或所在村鎮曾經擁有過的榮譽或遭際過的挫折———主要表現為那些在平淡的村鎮生活中或個人經歷里起過重要作用的人和事。同這類由戲劇性的人物或短促的事件所構成的故事相比,那種年復一年、代復一代的日常生活,反而由于其自然與平淡而往往為人們所不屑一提。這樣兩類記憶,顯示出我們通常讀到的口述史的特性。
成為熱門話題的村鎮故事被反復口述,會出現各種各樣的“版本”:起因、情節、過程以至于結局的眾說紛紜,莫衷一是。
比如,義和團史的研究者,曾經對激發這一重大事件的一個村鎮事件———山東冠縣梨園屯民教爭奪玉皇閣所造成的長期的沖突進行過多年的追蹤調查,采集到各種各樣的說法。按當地教民的敘述,他們的先輩為了有一個公共活動的場所,和村民訂立過“分家”協議,雙方分別得到了廟基和廟地,教民將這塊廟基捐給(或賣給)了外國神甫來建立教堂。當地一般民眾在敘事里也說到這一次“分家”,但強調事先不知道教民有廢除廟里的神像并改廟為堂的預謀,教民既沒有和大家商量,又私分了神甫買廟的銀子。這兩類口述,各自又有過程和情節上的種種差異?，F在這段公案的真相已經基本上被研究者理清,但值得注意的是支持上述不同敘事的心理和觀念:一些教民通常強調“分家”契約的正當性,而略述外國教會依靠政治權力和外交手段,執意改廟建教堂的進攻性;平民雖然認可廟產在村內從權分割的既成事實,但強調這類村落公產不容外人(何況是洋人)占有的慣例,所以他們認為有理由推翻至少是修改原有的“分家單”。至于對當地某些教民領袖的口述,則更有種種相異的道德評價。誠如某些口述史的研究者所說,諸如此類的不同的敘事表明,口述史中存在對于經歷的某種重塑性。人們記憶中最深刻的情節,是同他們關系最為密切的那一面;由于人們在事件里處于不同的位置,從而在他們的記憶中也融進了各自的敘事角度、利益取向和價值觀。
在分析類似的故事時,還應當注意到這樣一種村鎮文化現象:并不是每一個村鎮居民都均衡地占有口述史料的資源。在各個村鎮,通常只有少數善于講故事的人。他們受過一定的教育或者熱心于鄉掌故的搜集。他們為本地發生過的重要事件和活躍過的中心人物作證、作傳、作注,把鄉土的歷史傳給子孫后代。他們又是村鎮社會接待來訪者的代表。我們在進行基層社會史調查通常所面對的就是這樣一批被居民和干部推薦出來的村鎮文化精英。他們的敘事,包括自己的經歷也包含對平日收集到的材料的轉述;而在若干完整的生動的故事里,又不僅僅限于敘事,而且講解所述的人和事。這就在某種程度上暗合了歷史研究者的“方法”:分析所敘事件的因果并進行解釋和評價。這類故事,在當地傳統的種種說法中,往往成為一個占主導地位的說法。
如果借用柯文教授《歷史三調》的概念來進行分析,似乎可以這樣看:那些經歷了過去(或有能力轉述過去)、又了解了結局的口述者們向我們提供的,并非完全是雜亂無章、方向不明的材料,他們口述的“經歷”,多少已經“事件”化,甚至在某些特定的年代中也已經“神話”化了。這個看法并無貶意。社會史研究者所依據的大批寶貴的材料,是鄉鎮文化精英們積累和保存下來的。他們的敘事,飽含著對鄉土的感情,形成了記憶的傳統。我們要留意的只是,由于人們的社會位置不同,即使是在第一手的口述史中,口述者敘事的興趣點是不盡相同的,并且也可能存在口述者對其經歷的有意無意的改塑。
同主要由鄉鎮文化精英承擔本地大事要人的口述現象相比,每一位成年居民———男人和女人,都擁有普通人怎樣過普通生活的素材;而且,由于他們的角色和性別差異,又具有各自的發言優勢。但這些材料,屬于民眾身在其境、熟視無睹的世界,過分熟悉的生活和習俗,反而經常被他們自己所忽視而成了口述的涼點。例如,每個村莊都在代復一代地分產析戶,我們在調查時,如果不同村民們詳細討論,常常被他們幾句帶過。然而,各種各樣的表現多子繼承制的分家個案,從動機、方式、儀式到后果的生動記錄,正是中國社會史上的一大關鍵問題的碎片化。它與土地私有、集約的小農經濟、家族結構的發育程度、男女兩性的不平等地位、早婚多育的習俗、強固的平均主義心理等等,都有密切的關聯。
當我們再將相關調查從鄉村推向集鎮時,同樣會發現商業社會也在重復著農業社會那種“富不出三代”的邏輯。比如我們調查的運河邊上的天津獨流鎮,在近代有三百多戶商號,但經得起世事滄桑的百年老店寥寥無幾。從商號內部影響其發展的主要因素就是分家和敗家。商人們的諸子成年以后,要在族長和岳家長輩的主持下,平均分割包括作坊、鋪面和流動資金在內的全部資產。第一代資產積聚的終點是第二代重新分散的起點。再加上某些鋪號不善于經營,以至出現“敗家子”———按習俗慣例,老板及其親屬可以隨意到柜上“支錢”,“敗家子”支錢揮霍成為風尚。這種慣例,使商號的流動資金和現代意義上用于擴大再生產的資本的概念相去甚遠。如果再和日本不分家的家戶經濟共同體制度,乃至和韓國由長子一人繼承大部分財產的分產制度相比較,像獨流鎮這樣的慣例有沒有或者在什么程度上影響了資本積累和早期現代化的啟動等問題,值得深入研究。
古詩云:“夕陽芳草尋常事,解用都成絕妙辭?！鄙鐣返难芯?不限于注意地方事件和整體歷史的關系,也要從最細微、最普遍,似乎是不言而喻的社會制度和日常生活中,尋找出影響整個民族和國家發展路向的巨大力量來。
三、敘事的真實和歷史的真實
在相關材料中,由于敘事人和事件的關系不同而產生幾種不同描述的情況是常見的;特別是發生在不同時段的敘事,這種描述上的歧異可能更大;即使是同一個敘事人,由于敘事背景和個人觀念的變化,當他分隔幾年、十幾年再復述同一件事情時,也可能出現描述的差異。那么,怎樣從記憶的真實里發現歷史的真實呢?
分析各種敘述直隸、山東交界義和拳首趙三多出身的材料,也許能提供一些經驗。1898年,趙三多起事時,一位傳教士的通信說他是“小地主”;1927年,曾任冠縣知縣的曹倜回憶說,他聽人講過,趙三多“家有良田四頃,并開商店”;到20世紀60年代至80年代研究者的相關調查中,當地居民(相當一部分是趙三多的同村或本家)則批駁曹倜的說法,證明趙三多是一位僅有幾畝地或10畝地的“赤貧農”。在60年代以來的這些口述里,有兩條材料值得注意:一條是曾跟隨趙三多起事的郭棟臣回憶,他說趙三多赤貧,同時也講到趙三多的爺爺是窮秀才,父親和本人佃種土地,本人和兒子們又依小工商為生,“生活剩余,不置家產,疏財仗義”;另一條是趙三多的一位本家回憶,他講趙三多有二三十畝地,曾做面食買賣,后來賣掉了一些土地。這條材料沒有涉及趙三多家是否租佃土地的事。而其他的一些相關調查史料則表明,在當地,佃地或者當雇工的不一定都是最貧困的農戶,也有由于家庭勞動力剩余或者勞動技術高明等原因。
這兩條材料的特點:敘事都比較細致;敘事人和趙的關系密切,郭棟臣更是事件的經歷者;他們以崇敬的態度談論自己的長輩;他們是在一個強調階級成分的年代,并且有可能是在調查者核對曹倜回憶的場合中敘事的。這些條件特別是敘事年代的限定,使兩位敘事人對趙三多的家史和他的地畝財產絕不會夸大。二三十畝地,兼營小工商,生活有剩余,應當是趙氏家產的一個基本數額和生活水平的可信的描述。在沒有發現傳教士通信的旁證之前,我們大體上可以推斷趙三多不是大戶,也未必赤貧,他出身在一個由下層士紳轉化為農民的家庭。郭棟臣講他仗義疏財,不置家產,這樣看來趙三多的賣地也未必是家道中落,而很可能是出于他那種廣泛的社會交往的需要。或者說,他是將有限的物質資源轉化為更能表現自己品格的人文資源,從而成為一位有聲望的村鎮布衣領袖。
還可以說到的是,由于兩位敘事人的特定位置和敘事的特定年代,他們審慎地談論趙三多的財產,但不排除他們可能會夸大趙三多的業績。如郭棟臣講趙三多暗有口號“滅清復明”等等,在沒有更多的材料印證這類敘事時,我們的判斷應當十分慎重。相反,那些來自趙三多的對立面,或對趙三多的活動不大以為然的回憶,其中對趙三多作出正面肯定的部分,則不致于夸大而可能相對接近于事實。這里,需要研究者有一種反向的思維。
由此,我們至少可以用三個要素來判斷口述史料的真實性:(一)什么人在回憶,他是事件的經歷者還是轉述者;(二)他們在什么年代、什么場合回憶;(三)他們同所敘事件是什么關系。綜合把握這幾個要素,可以提示我們考慮敘事人的立場、利益及其說話趨向,找出口述史中可能被隱藏、重構、夸大或縮小的那一部分內容,從而力求達到回憶真實和歷史真實的統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