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日前，四部委聯合下發《關于規范土地儲備和資金管理等相關問題的通知》，從清理壓縮機構、調整籌資方式、優化儲備規模等多方面提出新規，嚴格規范土地儲備有關事項，并要求“自2016年1月1日起，各地不得再向銀行業金融機構舉借土地儲備貸款”，吹響了猴年土地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第一聲號角。
日前，四部委聯合下發《關于規范
土地儲備和資金管理等相關問題的通知》，從清理壓縮機構、調整籌資方式、優化儲備規模等多方面提出新規，嚴格規范
土地儲備有關事項，并要求“自2016年1月1日起，各地不得再向銀行業金融機構舉借土地儲備貸款”，吹響了猴年土地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第一聲號角。
目前，在土地供給側方面，包括土地儲備和供應在內，某些地方確實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粗放、錯配或失衡的現象。筆者認為，要找到新的供求平衡點，土地的供給方需要進行升級，從制度供給、土地供應、市場供求三方面做好“加減法”。
其一，制度供給合理創新。目前，我國的土地供求體系總體而言仍然是一個政策市，因而土地利用管理方面的制度供給十分重要。前不久，有人“又雙叒叕”老調重彈，羅列出所謂“土地招拍掛的七宗罪”，認為是“招拍掛”打開了房價高漲的“潘多拉魔盒”。這種論調既片面又老套，實在不值一駁。土地“招拍掛”制度是我國土地有償使用制度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適應土地公有制基礎的一個“應用工具”，也是為“陽光用地”“反腐堵漏”應運而生的一項重大措施。在目前的框架范圍內，它需要的是創新、完善、健全和調整，而不是全盤否定。
在“三期疊加”時期，為適應我國經濟新常態，土地利用管理制度的供給和調整也必然成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基石。根據《生態文明體制改革總體方案》要求，要完善土地有償使用制度，擴大國有土地有償使用范圍，擴大“招拍掛”出讓比例，減少非公益性用地劃撥，國有土地出讓收支納入預算管理。由此，工業用地供應方式、地價形成機制和評估制度、工業用地和居住用地合理比價機制、國有農用地有償使用制度等都將進一步探索建立、健全與完善之路。同時，還要在土地用途管制和多規合一等制度供給體系上多做“加法”。
其二，土地供應分類微調。日前，有報告顯示，2015年土地市場供需走低，不同城市分化加劇。一方面，有些城市熱點地塊頻出，地價上漲明顯；另一方面，一些地方土地市場不景氣，產能過剩、庫存過大，土地需求出現了收縮現象。據有關統計數據顯示，2015年全國土地出讓面積和成交價款同比雙降一成以上，土地出讓面積為近5年最低水平。有業內分析認為，這并不完全是土地需求萎縮的問題，而是土地供需態勢由需求的單邊快速增長向供需雙向回調過渡。作為土地供給側的重要組成部分，土地供應和土地儲備也同樣應當因勢利導，既要通過制度設計將土地供應向新興市場和行業傾斜，又要通過市場配置將土地要素與真實需求精確、有效的對接。只有這樣，才有可能真正做到去產能、去庫存。
其三，市場供需動態平衡。春節之后，京滬兩地土地市場火熱。2月23日，北京兩宗土地分別以39億元和13億元成交。2天后的上海，青浦區兩塊住宅地塊也引起多家開發商圍搶，分別以8.57億元和9.8億元成交。與之相對應的，則是二、三線城市繼續著去年的“弱飽和”趨勢：昆明巫家壩兩宗19億元的土地再度因競爭不足而流拍；河北石家莊正定新區2宗土地出讓，其中1宗底價成交，1宗流拍。聯想到前兩年曝出的“空城”現象，鄂爾多斯有關部門負責人告訴筆者，他們當時暫停了3年的新增宅地審批出讓。現在看來，這確實是土地供應端的一個緊急“止血”措施，但僅僅這樣顯然還不夠。要真正達到土地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目標，則需要在供應端“控量”的基礎上“提質”，激發出新的需求才是正解。例如，寧波將空閑的廢舊廠房盤活，改造成微電影主題文化產業園，吸引了新的投資和需求，有效降低了投資成本，提高了土地使用效率。
“控量提效”，以供給促生新的有效需求，形成新的供求動態平衡，這才是土地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題中應有之義和重要目標之一。
